京杭大運河畔古鎮界首的一門兩院士
古鎮界首居高郵、寶應兩邑中部，西傍浩瀚無垠的高郵湖和湯湯流淌的大運河。早在元季，就曾在此設立水馬兩用驛站。水陸交通的發達，帶動了這里商貿的繁榮和文化的發展。擦去歲月的銹跡與塵埃，可以說界首是古運河畔的一顆明珠?？赡苣€不知道，到了當代，界首鎮還出現了一戶人家兒子、女婿同為中國工程院院士的奇觀，這就是謝恩皋家。
謝恩皋，字鳴九，以字行于世。清光緒二十三年(1897)，謝鳴九出生于界首鎮一個普通人家。謝鳴九8歲時，正值盛年的父親謝文清因病離世，丟下了孤兒寡母。謝鳴九的母親曹信姑系界首鎮曹茂桐的長女。曹茂桐耕讀傳家，十分重視子女教育，其長子曹鳳笙，字伯鏞，17歲中秀才，后畢業于兩江法政學堂，曾任高郵縣立第三小學校長;次子曹鳳簫，亦畢業于兩江法政學堂。受家風熏陶，曹信姑年少時即嫻于詩禮，丈夫去世后，她苦節撫孤，靠幫人做針黹度日。她重視孩子的教育，努力供謝鳴九讀書，以致積勞成疾，四十五歲時去世。謝鳴九的舅父曹鳳笙時常接濟與照顧姐姐一家，同時十分關心和支持外甥謝鳴九的學業。謝鳴九自幼聰穎，讀書勤奮，考入江蘇省立第六師范學校后，又從國立東南大學教育科肄業，后回位于界首鎮的高郵縣立第三小學任教。1920年，謝鳴九接替曹鳳笙任第三小學校長。期間，謝鳴九新開設英語課，并致力于文體活動和工藝教育，組織師生排練歌舞劇，到縣城和各鄉鎮義演，將義演收入建“囊螢院”“映雪院”等教室30余間。他還想方設法購置了大量體育器材和圖書、儀器等教學設備。很快，第三小學便聲名鵲起，成了人們心目中的“明星小學”。
1923年，江蘇省教育廳計劃在沿運河一線的農村集鎮中選擇一地創建鄉村師范學校，為農村小學教育培養師資。江都抬出黃埔軍校教授部主任、第一任教育長王柏齡，力爭將學校設在邵伯;寶應以江蘇省教育廳督學相菊潭為首，搶著要求設在寶應。謝鳴九與曹鳳笙獲悉此事后，立即趕赴省廳爭取，曹鳳笙表示愿捐出私田40畝，作為建校基地及實驗農場。在他們的斡旋下，省廳最終決定在界首建校。1924年春，江蘇省立界首鄉村師范學校正式招生開學，首任校長由剛從東南大學畢業的儀征人黃質夫先生擔任。不久，界首鄉師成立附屬實驗小學，謝鳴九任首任校長。界首鄉師前后辦學16年，共有500多位畢業生走出校門，走上社會，為我國革命和教育事業培養了一批又一批優秀人才。1929年4月，中共界首鄉師地下黨支部成立，成為點燃高郵地區革命火種的秘密紅色基地。新中國成立后，高郵縣立第三小學并入界首鄉師附屬實驗小學，成立界首小學，即今界首鎮實驗小學。如今，界首鎮實驗小學內有一條“鳳笙路”，一條“鳴九路”，就是為了紀念他們甥舅二人草創學校之功。
1925年前后，謝鳴九赴江蘇灌云縣板浦鎮任省第八師范學校教師兼附屬小學教導主任。期間，他在《教育雜志》第12期發表《休閑教育問題》一文，成為國內最早提出休閑教育理論的小學教員。他還鼓勵和指導學生阜寧人劉百川撰寫《小學教學法通論》，后劉終成知名的近代教育家。不久，謝鳴九赴淮陰師范學校執教，并兼任該校附屬小學教導主任、校長。1929年，改任省立揚州中學實驗小學校長。1930年8月，謝鳴九編撰的《小學普通教學法》一書由中華書局出版。該書由“教學思潮”“教學原理”“學習法則”“教授方法”等八章三十九節組成，是其教學實踐和思想的理論集成，對當時各類師范學校的教科工作具有普遍的指導意義。期間，謝鳴九還積極組織并參與“初等教育研究社”，油印出版《初等教育通訊周刊》。后謝鳴九與曹鳳笙還加入了由陳去病、高旭、柳亞子等發起成立的全國性資產階級革命文化團體——南社。
1931年7月，國民政府舉行了首屆“公務員考試”——高等文官考試，其規模超過清末的“洋進士”考試及北洋政府的高等文官考試，共有3000多人角逐100個名額。謝鳴九參加了此次國考，并順利入圍。值得一提的是，此次考試的閱卷人員中，有一位名叫韓汝紳的襄試委員也是高郵人。韓汝紳，字搢之，時任職于江都縣公安局。他是清末廩生，畢業于江南高等巡警學堂，金陵法政學校法律別科畢業，部給律師證書，后曾任江都縣局代理局長、泰興縣一等警佐、遞補江蘇省議會議員等職。巧的是，韓也是南社成員。
后謝鳴九進入上海市教育局工作，先后任督學、科長、中等教育處處長等職。1936年9月，馬崇淦等編寫的《全國現代初中作文精華》出版發行，謝鳴九是評閱人之一。1941年前后，謝鳴九在上海法租界境內創辦私立正中中學，并任校長，起初在愛多亞路(今延安東路)泰晤士大樓的五樓設高中部，后在金神父路(今瑞金二路)增設初中部，不久又設附屬小學部，聘沈任天為小學校長。
1949年初，浙江永康人呂云蓀(后更名“呂明”)在滬從事中共地下活動，曾機智果敢地打開上海警察局的監牢，放出一批被關押的政治犯，還曾單槍匹馬沖進上海警察局本部，代表軍管會勒令警局殘部繳械投降。后呂云蓀又赴香港策劃“兩航起義”。1949年11月9日，原屬國民政府中國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的12架飛機，從香港分別飛抵北京、天津。此舉被周恩來總理贊為“有無限前途的中國人民航空事業的起點”，呂云蓀也因此被稱為“兩航起義”的“領航人”，時潘漢年也參與策劃了這次起義。呂云蓀是謝鳴九四姨母的女婿，謝鳴九在明知呂是中共地下黨的情況下，曾多次為呂作掩護。1955年4月，潘漢年被逮捕審查時，謝鳴九曾兩度受到短暫的審查，在查明謝曾多次掩護呂明革命行動，而與潘案沒有關聯后，被無罪釋放。后謝鳴九任上海市向明中學語文老師，直至退休。1982年，謝鳴九安詳地離開人世。
謝鳴九的第二任妻子名叫吳耀西，吳耀西1901年出生于灌云縣板浦鎮一個工商地主家庭。吳父曾開設一個醬園，并經營鹽灘生意。他摒棄傳統觀念，著力培養女兒讀書，后吳耀西從上海大夏大學畢業。吳耀西與謝鳴九初相識，當在謝任教于板浦鎮時。謝鳴九到上海市教育局任職后，她與謝鳴九結婚，并移居上海，在上海市立務本女子中學任教。期間，她積極參加上海婦女讀書會的名人演講活動，向廣大市民宣講女子教育改造、職業家庭等婦女問題，以期達到文化啟蒙的目的。1937年8月，務本女中遭日寇飛機轟炸，校舍被夷為一片瓦礫場。吳耀西與從比利時留學歸國的女教育博士王錫民及原務本女中的其他6位同事另起爐灶，在法租界西愛咸斯路(今永嘉路)租賃鄭家巷57號一幢西式建筑，創辦私立務本女子中學，并任該校教務主任。謝鳴九的私立正中中學初中部成立后，吳耀西任初中部教務主任。1995年，吳耀西在北京去世。
謝鳴九與吳耀西育有二子一女。長子謝友柏，1933年9月23日出生于上海;1951年從上海南洋模范中學高中畢業后，順利考入上海交通大學內燃機制造專業;1955年大學畢業后，留校進入機械原理與機械零件教研室，從事教學和科研工作;1957年夏，隨校西遷至西安交通大學;1959年任講師;1984年任博士研究生導師;1986年任教授;2002年起，兼任上海交通大學教授。期間，他還曾任西南交通大學、華中科技大學、國防科技大學、西北工業大學、合肥工業大學、武漢理工大學、上海大學等校兼職教授;1994年5月，成為中國工程院首批院士。
謝友柏一生主要從事摩擦學和設計科學研究。他在與摩擦學相關的潤滑、磨損、形貌、流變、傳熱、振動、材料、工藝、監測、控制、可靠性、知識獲取、數據庫、專家系統等方面都進行了理論和實踐研究，并取得進展。在此基礎上，發展了原有建立在簡單摩擦學系統上的系統方法，提出了摩擦學(大)系統工程的基本思想和理論框架，發表了摩擦學的三個公理，即“摩擦學行為是系統依賴的”“摩擦學元素特性是時間依賴的”“摩擦學行為是多學科行為強耦合的結果”，并在大型汽輪發電機組和高速透平機械轉子軸承系統及內燃機缸套活塞環系統的摩擦學、動力學設計上，得到了重要和豐富的理論及應用成果，還開展了以系統狀態關聯系統結構變化和性能變化及其用于產品全生命期性能預測仿真的研究。
經過四十多年的不懈努力，謝友柏把他帶領的研究所發展成為在流體潤滑理論、軸承技術和轉子軸承系統動力學領域國際知名的研究所。他殫精竭慮、幾經周折創建的實驗室，是國內功能最全、精度最佳的實驗室，得到國內外同行的一致認可。
1999年起，謝友柏改行轉為研究設計科學。在設計科學領域，謝友柏對于現代設計理論和方法做了大量研究和推動工作，提出了與知識相關的設計科學的“四個基本定律”，即“設計以已有知識為基礎定律”“設計知識不完整性定律”“設計以新知識獲取為中心定律”“設計知識競爭性定律”，以及許多重要觀點。如今，已是鮐背之齡的謝友柏仍然戰斗在教學科研第一線，從國家戰略的高度為我國設計科學從以前的跟跑、并跑實現領跑，不斷提出自己的新思想、新建議。
謝友柏有《摩擦學概論》《摩擦學設計》《設計科學與設計競爭力》等著述十余種，他培養的碩士、博士研究生一百余人。他曾多次前往美國、英國、法國、日本、韓國等地做“摩擦學”“設計科學”的學術報告，并曾應邀赴臺灣交通大學擔任過為期半年的“摩擦學”教學工作。為激勵和資助國內學者、特別是年輕學者投身于設計科學研究，以期對提升國家設計科學研究水平、提升設計競爭力和創新發展有所貢獻，2006年10月，謝友柏與夫人袁崇軍教授捐出獎金港幣22萬元，設立西安交大“謝友柏設計科學研究基金”;2021年10月，他們又續捐人民幣200萬元。
謝鳴九與吳耀西的女兒謝友菊，上海徐匯女中畢業后，考入中國農業大學并留校任教，后任教授，從事基因育種研究，直至去世，編著有《遺傳工程概論》《玉米生物技術論文匯編》等。謝友菊的丈夫戴景瑞，1934年9月生，遼寧海城市人，中國農業大學農學與生物技術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玉米遺傳育種學家、農業教育家。他1955年考入北京農業大學農學系;1963年研究生畢業后留校任教;1987—1994年任北京農業大學農學系副主任、主任;1998年任中國農業大學國家玉米改良中心主任。戴景瑞堅持玉米種質創新，育成多個玉米自交系，育成玉米雜交種十余個;在世界上首次用細胞工程技術闡明C型不育性與專化感病性的關系，解決了C型不育系對C小種敏感的難題;育成中國第一代轉基因抗蟲玉米新品種;提出玉米雜種優勢與基因沉默有關，并克隆了相關cDNA片段;構建了中國第一張玉米分子標記連鎖圖等等。他先后在國內外專業期刊上發表論文70余篇，主編或參與編撰《農業結構調整與區域布局》《遺傳學》《植物遺傳育種學》等。他先后培養碩士、博士、博士后50多人。2001年，他也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
謝友柏說：“少年時期，給我們兄妹留下較深印象的，是父母教我們如何做人，如何與人和諧相處。要做一個正直的人，不講假話，要守規矩，不要做不該做的事。”謝鳴九夫婦終身從教，以身作則，注重愛國奉獻、讀書傳家、誠實做人、嚴謹治學等家風的培養與傳承。也許，這正是界首謝家一門能走出兩位工程院院士的家族基因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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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恩皋，字鳴九，以字行于世。清光緒二十三年(1897)，謝鳴九出生于界首鎮一個普通人家。謝鳴九8歲時，正值盛年的父親謝文清因病離世，丟下了孤兒寡母。謝鳴九的母親曹信姑系界首鎮曹茂桐的長女。曹茂桐耕讀傳家，十分重視子女教育，其長子曹鳳笙，字伯鏞，17歲中秀才，后畢業于兩江法政學堂，曾任高郵縣立第三小學校長;次子曹鳳簫，亦畢業于兩江法政學堂。受家風熏陶，曹信姑年少時即嫻于詩禮，丈夫去世后，她苦節撫孤，靠幫人做針黹度日。她重視孩子的教育，努力供謝鳴九讀書，以致積勞成疾，四十五歲時去世。謝鳴九的舅父曹鳳笙時常接濟與照顧姐姐一家，同時十分關心和支持外甥謝鳴九的學業。謝鳴九自幼聰穎，讀書勤奮，考入江蘇省立第六師范學校后，又從國立東南大學教育科肄業，后回位于界首鎮的高郵縣立第三小學任教。1920年，謝鳴九接替曹鳳笙任第三小學校長。期間，謝鳴九新開設英語課，并致力于文體活動和工藝教育，組織師生排練歌舞劇，到縣城和各鄉鎮義演，將義演收入建“囊螢院”“映雪院”等教室30余間。他還想方設法購置了大量體育器材和圖書、儀器等教學設備。很快，第三小學便聲名鵲起，成了人們心目中的“明星小學”。
1923年，江蘇省教育廳計劃在沿運河一線的農村集鎮中選擇一地創建鄉村師范學校，為農村小學教育培養師資。江都抬出黃埔軍校教授部主任、第一任教育長王柏齡，力爭將學校設在邵伯;寶應以江蘇省教育廳督學相菊潭為首，搶著要求設在寶應。謝鳴九與曹鳳笙獲悉此事后，立即趕赴省廳爭取，曹鳳笙表示愿捐出私田40畝，作為建校基地及實驗農場。在他們的斡旋下，省廳最終決定在界首建校。1924年春，江蘇省立界首鄉村師范學校正式招生開學，首任校長由剛從東南大學畢業的儀征人黃質夫先生擔任。不久，界首鄉師成立附屬實驗小學，謝鳴九任首任校長。界首鄉師前后辦學16年，共有500多位畢業生走出校門，走上社會，為我國革命和教育事業培養了一批又一批優秀人才。1929年4月，中共界首鄉師地下黨支部成立，成為點燃高郵地區革命火種的秘密紅色基地。新中國成立后，高郵縣立第三小學并入界首鄉師附屬實驗小學，成立界首小學，即今界首鎮實驗小學。如今，界首鎮實驗小學內有一條“鳳笙路”，一條“鳴九路”，就是為了紀念他們甥舅二人草創學校之功。
1925年前后，謝鳴九赴江蘇灌云縣板浦鎮任省第八師范學校教師兼附屬小學教導主任。期間，他在《教育雜志》第12期發表《休閑教育問題》一文，成為國內最早提出休閑教育理論的小學教員。他還鼓勵和指導學生阜寧人劉百川撰寫《小學教學法通論》，后劉終成知名的近代教育家。不久，謝鳴九赴淮陰師范學校執教，并兼任該校附屬小學教導主任、校長。1929年，改任省立揚州中學實驗小學校長。1930年8月，謝鳴九編撰的《小學普通教學法》一書由中華書局出版。該書由“教學思潮”“教學原理”“學習法則”“教授方法”等八章三十九節組成，是其教學實踐和思想的理論集成，對當時各類師范學校的教科工作具有普遍的指導意義。期間，謝鳴九還積極組織并參與“初等教育研究社”，油印出版《初等教育通訊周刊》。后謝鳴九與曹鳳笙還加入了由陳去病、高旭、柳亞子等發起成立的全國性資產階級革命文化團體——南社。
1931年7月，國民政府舉行了首屆“公務員考試”——高等文官考試，其規模超過清末的“洋進士”考試及北洋政府的高等文官考試，共有3000多人角逐100個名額。謝鳴九參加了此次國考，并順利入圍。值得一提的是，此次考試的閱卷人員中，有一位名叫韓汝紳的襄試委員也是高郵人。韓汝紳，字搢之，時任職于江都縣公安局。他是清末廩生，畢業于江南高等巡警學堂，金陵法政學校法律別科畢業，部給律師證書，后曾任江都縣局代理局長、泰興縣一等警佐、遞補江蘇省議會議員等職。巧的是，韓也是南社成員。
后謝鳴九進入上海市教育局工作，先后任督學、科長、中等教育處處長等職。1936年9月，馬崇淦等編寫的《全國現代初中作文精華》出版發行，謝鳴九是評閱人之一。1941年前后，謝鳴九在上海法租界境內創辦私立正中中學，并任校長，起初在愛多亞路(今延安東路)泰晤士大樓的五樓設高中部，后在金神父路(今瑞金二路)增設初中部，不久又設附屬小學部，聘沈任天為小學校長。
1949年初，浙江永康人呂云蓀(后更名“呂明”)在滬從事中共地下活動，曾機智果敢地打開上海警察局的監牢，放出一批被關押的政治犯，還曾單槍匹馬沖進上海警察局本部，代表軍管會勒令警局殘部繳械投降。后呂云蓀又赴香港策劃“兩航起義”。1949年11月9日，原屬國民政府中國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的12架飛機，從香港分別飛抵北京、天津。此舉被周恩來總理贊為“有無限前途的中國人民航空事業的起點”，呂云蓀也因此被稱為“兩航起義”的“領航人”，時潘漢年也參與策劃了這次起義。呂云蓀是謝鳴九四姨母的女婿，謝鳴九在明知呂是中共地下黨的情況下，曾多次為呂作掩護。1955年4月，潘漢年被逮捕審查時，謝鳴九曾兩度受到短暫的審查，在查明謝曾多次掩護呂明革命行動，而與潘案沒有關聯后，被無罪釋放。后謝鳴九任上海市向明中學語文老師，直至退休。1982年，謝鳴九安詳地離開人世。
謝鳴九的第二任妻子名叫吳耀西，吳耀西1901年出生于灌云縣板浦鎮一個工商地主家庭。吳父曾開設一個醬園，并經營鹽灘生意。他摒棄傳統觀念，著力培養女兒讀書，后吳耀西從上海大夏大學畢業。吳耀西與謝鳴九初相識，當在謝任教于板浦鎮時。謝鳴九到上海市教育局任職后，她與謝鳴九結婚，并移居上海，在上海市立務本女子中學任教。期間，她積極參加上海婦女讀書會的名人演講活動，向廣大市民宣講女子教育改造、職業家庭等婦女問題，以期達到文化啟蒙的目的。1937年8月，務本女中遭日寇飛機轟炸，校舍被夷為一片瓦礫場。吳耀西與從比利時留學歸國的女教育博士王錫民及原務本女中的其他6位同事另起爐灶，在法租界西愛咸斯路(今永嘉路)租賃鄭家巷57號一幢西式建筑，創辦私立務本女子中學，并任該校教務主任。謝鳴九的私立正中中學初中部成立后，吳耀西任初中部教務主任。1995年，吳耀西在北京去世。
謝鳴九與吳耀西育有二子一女。長子謝友柏，1933年9月23日出生于上海;1951年從上海南洋模范中學高中畢業后，順利考入上海交通大學內燃機制造專業;1955年大學畢業后，留校進入機械原理與機械零件教研室，從事教學和科研工作;1957年夏，隨校西遷至西安交通大學;1959年任講師;1984年任博士研究生導師;1986年任教授;2002年起，兼任上海交通大學教授。期間，他還曾任西南交通大學、華中科技大學、國防科技大學、西北工業大學、合肥工業大學、武漢理工大學、上海大學等校兼職教授;1994年5月，成為中國工程院首批院士。
謝友柏一生主要從事摩擦學和設計科學研究。他在與摩擦學相關的潤滑、磨損、形貌、流變、傳熱、振動、材料、工藝、監測、控制、可靠性、知識獲取、數據庫、專家系統等方面都進行了理論和實踐研究，并取得進展。在此基礎上，發展了原有建立在簡單摩擦學系統上的系統方法，提出了摩擦學(大)系統工程的基本思想和理論框架，發表了摩擦學的三個公理，即“摩擦學行為是系統依賴的”“摩擦學元素特性是時間依賴的”“摩擦學行為是多學科行為強耦合的結果”，并在大型汽輪發電機組和高速透平機械轉子軸承系統及內燃機缸套活塞環系統的摩擦學、動力學設計上，得到了重要和豐富的理論及應用成果，還開展了以系統狀態關聯系統結構變化和性能變化及其用于產品全生命期性能預測仿真的研究。
經過四十多年的不懈努力，謝友柏把他帶領的研究所發展成為在流體潤滑理論、軸承技術和轉子軸承系統動力學領域國際知名的研究所。他殫精竭慮、幾經周折創建的實驗室，是國內功能最全、精度最佳的實驗室，得到國內外同行的一致認可。
1999年起，謝友柏改行轉為研究設計科學。在設計科學領域，謝友柏對于現代設計理論和方法做了大量研究和推動工作，提出了與知識相關的設計科學的“四個基本定律”，即“設計以已有知識為基礎定律”“設計知識不完整性定律”“設計以新知識獲取為中心定律”“設計知識競爭性定律”，以及許多重要觀點。如今，已是鮐背之齡的謝友柏仍然戰斗在教學科研第一線，從國家戰略的高度為我國設計科學從以前的跟跑、并跑實現領跑，不斷提出自己的新思想、新建議。
謝友柏有《摩擦學概論》《摩擦學設計》《設計科學與設計競爭力》等著述十余種，他培養的碩士、博士研究生一百余人。他曾多次前往美國、英國、法國、日本、韓國等地做“摩擦學”“設計科學”的學術報告，并曾應邀赴臺灣交通大學擔任過為期半年的“摩擦學”教學工作。為激勵和資助國內學者、特別是年輕學者投身于設計科學研究，以期對提升國家設計科學研究水平、提升設計競爭力和創新發展有所貢獻，2006年10月，謝友柏與夫人袁崇軍教授捐出獎金港幣22萬元，設立西安交大“謝友柏設計科學研究基金”;2021年10月，他們又續捐人民幣200萬元。
謝鳴九與吳耀西的女兒謝友菊，上海徐匯女中畢業后，考入中國農業大學并留校任教，后任教授，從事基因育種研究，直至去世，編著有《遺傳工程概論》《玉米生物技術論文匯編》等。謝友菊的丈夫戴景瑞，1934年9月生，遼寧海城市人，中國農業大學農學與生物技術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玉米遺傳育種學家、農業教育家。他1955年考入北京農業大學農學系;1963年研究生畢業后留校任教;1987—1994年任北京農業大學農學系副主任、主任;1998年任中國農業大學國家玉米改良中心主任。戴景瑞堅持玉米種質創新，育成多個玉米自交系，育成玉米雜交種十余個;在世界上首次用細胞工程技術闡明C型不育性與專化感病性的關系，解決了C型不育系對C小種敏感的難題;育成中國第一代轉基因抗蟲玉米新品種;提出玉米雜種優勢與基因沉默有關，并克隆了相關cDNA片段;構建了中國第一張玉米分子標記連鎖圖等等。他先后在國內外專業期刊上發表論文70余篇，主編或參與編撰《農業結構調整與區域布局》《遺傳學》《植物遺傳育種學》等。他先后培養碩士、博士、博士后50多人。2001年，他也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
謝友柏說：“少年時期，給我們兄妹留下較深印象的，是父母教我們如何做人，如何與人和諧相處。要做一個正直的人，不講假話，要守規矩，不要做不該做的事。”謝鳴九夫婦終身從教，以身作則，注重愛國奉獻、讀書傳家、誠實做人、嚴謹治學等家風的培養與傳承。也許，這正是界首謝家一門能走出兩位工程院院士的家族基因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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